几十年以后，我们将面临生物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联手对人类特性所造成的改变，民主体制、世界秩序和所有的文明都将受到根本意义上的威胁。同过去一样，生物技术的研究人员能否有权对所有的领域都进行探究，将受到神学
鉴于我们面临的困境，我们必须对人脑研究的发展进程加以关注。神经科学对人脑的功能――即智力、意志、情感和神秘的“意识”功能――日益加深理解。在一些无需进入人体的新探测技术的帮助下，科学研究人员可以观察人脑的思维功能。新的探测仪器包括功能磁场声波成像仪，穿头盖骨磁振荡仪以及阳电子释放体层摄影仪等。这些仪器已经能够提供人脑在从事特定活动时的有价值的数据。近来，科学家已成功地使用纳米感应器和荧光成像仪来观察个别脑细胞的化学变化。
难道这些新知识不会引导我们从事先进的人工智能的制造?基因工程的很多研究项目已经成功地改善了动物的智能。以老鼠的个别基因为目标，科学家已大幅度地增强了老鼠的记忆力。其他一些实验则探索了分子运动过程对某些神经功能的可塑性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将有可能减缓由于年龄关系造成的智力下降，甚至使它发生逆转。但是，人的智能毕竟是由多种基因决定的，仅仅依靠基因工程技术来大幅度提高智力是很困难的。
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设想：增加人脑的容量将能够促使人的智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善。无论在不同的物种之间还是在人类这个物种内部，智能确实与脑容量的大小有关。猩猩是与人类最接近的物种，其脑容量不过是人类的容量的三分之一还不到。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进化成为人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基因转化过程，从而使得脑容量加大。如果脑容量的增大是一种或几种基因造成的，那么智能是否也能因同样的原因提高层次呢?这个诱人的命题在科学家对脑萎缩的原因进行的研究中得到证明。
人类提高人脑质量的想法一直存在。从远古时代到今天，无非有两种途径达到这个目的：其一是对人脑内部直接进行干预，比如用记忆法或解决问题的实践对大脑进行训练。还可以用化学方法，例如使用咖啡因或利它能(一种兴奋剂)。其二是在人体外部对大脑进行干预，比如通过视觉、听觉和触摸来帮助大脑工作。从人类使用算盘到最新的计算机，在体外使用文字和日益强化的计算工具对提高人的大脑智能的效果是有限的。当然，在计算机时代才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算机大大增强了人脑收集巨量信息的能力，同时也大幅度扩展了人脑利用数学推理探索事物的空间。人的智力的大幅度提高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已发生，同时也使得每个科学领域的面貌日新月异。如果没有大功率计算机的出现，近年来在脱氧核糖酸(DNA)技术上的进展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有人会说，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仅仅使用对数图表、计算尺和笨拙的机械计算器，不也创造了奇迹吗?第一批大功率的计算机建于1940年，建造的目的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务。从那个时候开始，计算技术从真空电子管(50年代)到半导体(60年代)，然后进入硅芯片的阶段(70年代以后)。现在看来，纳米技术将成为计算技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人脑的数学和计算功能的扩张同写作的发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计算机系统的发明对人的智力而言，就好比人类抓住自己的靴襻将自己拔高到一个新的智力水平。
计算机科学的顶级专家们从真空电子管时代开始就很有信心，认为计算机将最终能够在没有活人脑的干预下发挥人脑的智力功能。尽管在科学技术上的进展十分惊人，这个目标眼下尚未达到。但这个目标的设定产生了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科学。它旨在研究能够发挥某些特定功能的计算机系统。捕捉信号的计算机系统利用人的声音和指纹对人加以鉴定和辨别。同时也能够阅读，储存，对文本进行分类。它还能翻译外语并通过调节系统进行“学习”。然而，计算机在做这类工作时比人的效率高，也更加可靠，但它在从事另一些重要的任务时却不如人脑的功能。比如它难以产生新概念和新理论，不能对政治事件进行预测，也不可能解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大多数计算机专家在制造同人脑相媲美的计算机时使用的材料都是没有生命的，比如电子、机械之类的设备。这当然不难理解。同人脑的细软脆弱相比，计算机可以被拆除和重新组装，它的元件也可以被修改和再度测试。计算机功能在过去50年里的发展速度比人脑在几十万年里的发展速度要快。人工智能的专家当然也试图从人脑的功能中学到新东西。模式识别的顶级专家莱・科茨维尔预言，人脑将会被“逆向设计”，包括硬件和软件，目的是创造一种超出人脑智力的“机器智力”。但是，即使是这个宏伟的计划也将受到机器无生命的基本特性的限制。
无生命的计算机缺乏灵活的判断力、创造性和情感。情感是人脑的特殊功能，它注定是人的智能优势的基础。没有从身体向大脑发射的快感和痛感的不同体验，情感是不可能产生的。情感要求价值判断，要求大脑通过记忆的资料对新近发生的事件做出轻重缓急的排列。当大脑的感应系统和记忆系统对大量的资料进行了孰先孰后的排列之后，情感帮助大脑决定一个人应当如何去做。获得和继承下来的记忆资料储存在杏仁体和海马状突起的脑部区域。人们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印象和理解即源于此。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认定，人脑的全部智能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无生命的机器中。计算机没有情感，因此只能依靠事先设定的语言进行工作。相反，人的大脑则由于社会交往的影响，能够不断扩展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来获取新的概念。
所以我们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就十分清楚了。无生命的计算机必须同人脑的创造力和判断力相结合――因为人脑既是人体的主人，也是人体的奴隶。科学资料显示，目前已有数百个试图将人脑同计算机相结合的独立的研究计划。一开始，这些研究得到的资助很少，有些只是玩玩概念游戏而已。但近期对人脑与电脑相结合的研究项目得到了重视，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里，这类项目的数量成倍地增长。BCI项目主要是要做到让安装了假肢的老人方便操纵假肢，或让失去肢体的人可以直接用大脑发出的信息来操纵电脑或其他仪器设备。这些有前途的研究项目必定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助和鼓励，因为BCI的服务目标在医学上是高尚的，没有伦理上的难题，也不会引起宗教的反对或政府的禁令。因此，神经科学、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三者联手将使我们对人的思维、大脑和计算机之间的三角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但还是有一些顶尖的专家不愿意将这三者的关系作为将来会形成一体的研究项目来看待。一方面，大多数涉及如何提高人的智力的研究都是个案研究，换句话说，就是逐个提高人的智商的做法。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专家不愿意将他们的干干净净的研究工作受到软滑的活人大脑的玷污，就好像对疯牛病的恐惧一样。而神经学家和辨认心理学家也不大愿意邀请计算机专家参与设计电脑和人脑相结合的共生系统，只是在治疗过程中借助电脑帮助残疾病人。
正如黑夜之后必定是白昼一样，干劲十足的科学家总有一天要在人工智能和脑科学之间搭起桥梁。他们将从一些跨学科的研究项目开始，将计算机系统同活人的大脑连接起来。他们的雄心必然是要创造一种超人的人工智能。就目前科学界来看，尚无人能够描述与启动这个研究计划有关的所有理论和技术问题。全面开展这个项目要求大量的资金和许多科学家的支持。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存在。但在今后的某个时刻，寻求超人工智能将成为那些强国的重大优先计划。一旦人们意识到制造超人工智能是可行的，而且它将对国家安全的所有方面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那么这个计划就会立即启动。
如果美国的情报系统发现某个具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国家――比如说中国――已经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美国政府就会立即对一项竞争性的研究提供资金。当年的月球探索计划在一开始也鲜有人支持，因为它的价码太高。但是，当苏联在这方面的进展顺利并即将成功之时，美国国会立即开始提供对奔月计划的支持。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启动的核武器研发项目――曼哈顿计划――它也是建立在纳粹德国有可能率先获得原子弹的假设之上。该计划规模宏大，前景并不能确定，而且事实证明，纳粹德国尚未达到关键技术上的突破阶段。同样，在该项目启动之初，没有一位物理学家能够描绘出三年后制造出原子弹的总体研发构想。
在超人工智能上的竞争是否会引向对一种“电脑―人脑一体化”的系统的制造和实际运用，它的作用是通过制造一种共生系统大幅度地提高计算机的使用功能。这个系统一方面依靠一种为此目的服务的计算机，另一方面则用它来连接人脑的判断和感知功能。人脑对这个系统所起的作用不只是“个人”同计算机“连接上”就生效了。同计算机连接的可以是一个专家委员会或政策顾问团，其产生的共生效果将大大高于最先进的人脑―电脑的连接系统。
如果成功的话，这个新的智能系统将超过任何最优秀的专家委员会的智力功能。因为它将把先进计算机的巨大的记忆容量、惊人的计算和组织能力同人脑结合起来。这样一个资金雄厚、目标明确的研究项目一旦取得明显的突破，人类文明发生根本转型的大门就将被打开了。依笔者的判断，人类生存条件的最重大的、最深刻的改变将不会来自于生命的延长，或者克隆人技术，即人们激烈地争论不休、过分渲染的制造“设计婴孩”的技术。对人类真正带革命性的转变将发生在计算机同人脑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关键一点在于，人脑和电脑的一体化在增加人的智能产生的效应上，可以同人类从猿到人的过程中跨出的关键一步的效应相媲美。人类对这样一个未来世界的理解是有障碍的，而这些障碍是带根本性的，也许是无法逾越的。如同森林中的一群猩猩永远无法理解附近村子里在发生什么事一样，人类也许永远无法理解这样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将会如何。我们对这样一种变化究竟应当欢迎还是抵制?这是一个难以答复的哲学难题。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言：“对我们无法言说的事情，最好是保持沉默。”
(摘自《国家的自我毁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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